针对“农村彩礼钱不断攀升”等现象，最近，河南台前县下发《指导意见》等文件，对红白事的彩礼、酒席等提出指导标准。其中规定，彩礼总数控制在6万元以内，喜宴酒席控制在10桌以内；对于不遵守指导标准的，村“两委”干部和红白理事会成员要第一时间介入，采取负面曝光和集体不参与其红白事等方式进行惩戒。（1月4日《河南商报》）

　　近年来，在农村地区，“彩礼不断攀升”等婚礼大操大办现象，无疑确实普遍存在；而这种现象，当然也确实并非一种良好的社会习气，不仅有违“节俭、朴素”的社会文明风尚，更会加重农民负担、给其带来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这诚如当地官员指出，“在台前县，有的婚礼花得多的有三四十万元，有的家庭条件不怎么好的，孩子结一次婚，倾家荡产，还需要借贷”。

　　这种背景下，前台县专门制定上述“指导标准”，希望以此遏制“彩礼不断攀升”等现象，其背后的善意初衷，显然也并非不可理解。但回到现实，这一政府“指导标准”，究竟有多大的现实可操作执行性和合法性、能否真正遏制“彩礼不断攀升”现象，在笔者看来，恐怕又是难以令人乐观、看好的。

　　首先，从法律法治层面，像“彩礼控制在6万元以内”等标准，一旦要当真落实，势必会面临明显的可执行性，以及相应的合法性问题。如彩礼是否超过6万，相关部门如何能及时准确核实掌握？若彩礼超标准，又能拿什么“介入制止”？很明显，一旦严格去执行这样的“指导标准”，如去调查核实彩礼数额、对超标彩礼进行强行制止，势必会逾越法律界限，既有违“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政府行为法治界限，也可能涉嫌滥用权力侵犯农民合法权利，如隐私权、财产权、婚姻自主权。要知道，尽管“彩礼金额过高”确是一种不良习气，但只要并不涉及公共利益、侵犯他人合法利益，这种习气，对于普通公民来说，仍是“个人自由、权利自主”范畴内的家务事，而非政府公权力可以任性强行介入制止的事情。当然，若上述“指导标准”，当真只像当地官员强调的那样“只是指导性的东西，并没有强制性”，当然没有什么合法性问题，但如果无法强制执行，该“指导标准”又还有多大实际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从“农村彩礼钱不断攀升”等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角度审视，还必须意识到，这一现象之所以会产生，并愈演愈烈，表面直观的“好面子”等“攀比之风”，其实并非主要根源，而真正更深层次根源事实上是：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的“男多女少”，以及由此催生的“婚育挤压”现象。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国人口性别比例一直存在严重的失衡问题，如30年来，“我国出生男性2.9亿，女性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而囿于这种人口性别失衡，再加上普遍存在“高男找低女”婚配现象，伴随层层传导的“婚姻挤压”，“农村男性”实际上成为“剩男”最集中的地方，结婚最难的一个群体。这诚如有学者曾指出的，“彩礼飞涨的根源就是男多女少，性别失衡对婚姻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结婚成本急剧上升。男人为了增加结婚机会，就必须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只能提高彩礼的数额。”

　　这种背景下，若不能有效解决男性尤其农村男性的结婚难，及其背后的性别失衡问题，仅靠政府一纸“指导标准”来强行改变“彩礼钱不断攀升”现象，显然不可能真正有效，即使不考虑合法性问题，实际上也是治标不治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