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全国政法系统负责人齐聚贵州，开了一场高规格的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大数据”、“人工智能”是此次推进会的重要主题。会议认为，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可以防止因证据收集、审查不全面不规范而导致的冤假错案。大数据在防范冤假错案中究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又是否会导致检察官被“架空”？在运用过程中又是否存在什么样的困境？近日，北京青年报记者远赴贵州进行采访。

　　案件证据缺失？计算机控制不能进入下一环节

　　提到冤假错案，不少人对聂树斌案仍记忆犹新。

　　在去年12月，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判决的主要理由中，有这样一句话：“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

　　“证据本身要过硬”，是贵州公检法的一致共识。据了解，贵州在全国率先尝试制定了公检法三家办案的“证据标准指引”，运用大数据将要素化、结构化的证据标准嵌入到办案系统中，让公检法三家重视证据的统一使用，防范冤假错案。

　　“系统指引司法机关如何正确地搜集证据、采信证据和固定证据，给司法人员带来了思想观念方面的转变和统一，从而更好地开展司法工作。”贵阳市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丁泽军说。

　　2016年4月，贵州省检察院、省高院和省公安厅印发《刑事案件基本证据要求》，针对贵州常见、高发的5类犯罪中，常遇到的证据材料问题进行专门梳理，对50大类100小类的证据提出231项基本证据要求。此后，检察机关还梳理了《刑事案件基本证据审查指引》，对其中25类证据明确了214个审查点，把证据审查指引嵌入办案辅助系统。

　　据了解，目前贵州检察机关已经完成故意伤害、盗窃、抢劫、故意杀人等四类案件，212个案件要素和268种证据材料的梳理工作，并运用到大数据司法办案辅助系统中。

　　值得一提的是，关键要素或证据缺失的案件，由计算机控制不能进入下一个办案环节，解决“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的难题。

　　未排除合理怀疑？系统会向检察官发出预警

　　“证据本身不过关”是以往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

　　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中曾提出，以往的冤假错案往往基于证据规则不统一，证据审查不全面，证据取证不规范等原因，造成一些案子开头错、一路错、错到底。而贵州的大数据司法试点，则能帮助司法人员克服认识的局限性和主观随意性。

　　《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在冯涛看来，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核心就是落实好证据裁判规则，要通过统一证据要求，即证据应当具备什么样的要求才能过关，来提升证据质量。

　　大数据系统，则会把辩方提出的合理怀疑一一记录下来，并提示侦查人员必须排除合理怀疑。

　　在大数据系统中，检察官办案的过程全程数据留痕。“如果检察官没有排除合理怀疑，系统会预警，检察官的每一步都需要极其慎重。”冯涛说，风险点高的地方可能需要案件退查来补全补强证据，法律适用问题等则可以通过检察官联席会议等方式解决。

　　证据存在瑕疵？贵州全省检察院上线新系统

　　贵州检察院还积极探索大数据在侦查监督工作中的应用。今年3月，贵州省还上线了“证据程序性审查预警模块”。

　　贵阳市南明区检察院公诉部检察官张伟告诉北青报记者，他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曾经通过系统筛查发现，在一些案件中的辨认笔录或搜查笔录中，其中一个见证人曾在不同的案件中多次出现，“我们就会起疑，他有没有可能是公安机关内部人员？”

　　《刑事诉讼法》明确，在搜查的时候，应当有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搜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侦查人员和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根据法律规定，侦查部门的人不能作为见证人，见证人必须是与本案没有牵连的人。”张伟说。

　　当出现上述预警后，检察官会根据系统提示进行核查，要求公安机关出具情况说明，认为是非法或瑕疵证据则需要排除。

　　北青报记者获悉，目前该系统在全省检察院范围内均可使用，具有辅助功能，是否使用由案件承办人结合案情自行决定。

　　此外，大数据技术也促进了相关制度方面的改革。据了解，目前系统需要从法律文书中抓取数据，这倒逼贵州省各个检察院相关文书书写也更加规范。

　纵深

　　“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传统的挑战”

　　7月11日，大检察官研讨班在贵阳开班，研讨班再次提到要“深入研究运用大数据”，“要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

　　2017年也是贵州全省检察机关“大数据应用推进年”，如何理解大数据至关重要。“信息化和大数据，前者是把原来的业务由线下搬到线上，关注点在于业务流程的网上实现，但是大数据关注的是数据本身，通过数据碰撞和分析，改造和优化原来的业务，创造出新的业务，这才是大数据。”贵州省检察院检察信息中心主任冯涛说。

　　“大数据不是数据大，数据必须要有用。”冯涛说，大数据首先需要数据类型多、体量大，其次需要计算机能识别和处理这些数据，再次还要看能否发现和找到分析处理这些数据的价值。

　　为什么贵州省检察院的大数据能被作为典型？面对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疑问，冯涛说：“天时地利人和。”

　　他说，信息化、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党中央、高检院高度重视，这是天时，贵州省是司改试点省，也是大数据试验区，发展大数据战略，这是地利，贵州省检察院党组重视，技术部门人员和业务部门人员齐心合力、深度融合，这是人和。但即便在大数据及其发达的贵州，司法机关运用大数据也并非一帆风顺。

　　“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传统的挑战。”冯涛说，原来检察官已经习惯自己原有办案模式，现在要求用大数据系统，会改变其原有模式，导致不习惯，同时客观上系统在使用初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检察官的工作量。

　　“大家会适应吗？”面对北青报记者的提问，冯涛说：“只要方向没错，就慢慢适应吧。”“现在是一个过渡的时代。”“肯定的，没法避免。换句话说，现在是一个改革的时代。”

　　本版文/本报记者 孟亚旭 供图/中新网

　　关注

　　检察官被架空了吗？

　　最大限度避开人情干扰

　　2016年2月，贵州获批建设全国第一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2016年9月，集大数据分析服务系统、大数据司法办案辅助系统、职务犯罪侦查信息系统等系统于一体的“贵州检察大数据应用中心”建成投入使用。

　　通过大数据的应用，贵州省将三级检察院历史案件数据进行采集，形成“案件大数据”，通过大量同类案件数据的分析，梳理出影响案件质量的要素，建立起案件犯罪事实情节、证据材料与对应法律法规的关系网络，解决类案不同办、类案不同诉的问题。

　　换句话说，大数据让法律条文与实际结合，并通过以往的大量案件数据，来为检察官办案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比如“十八岁以下”的法律条文下，大数据可以细分为三种情况——16岁至18岁、14岁至16岁、14岁以下。

　　再比如判断某行为是否构罪，大数据可以按照犯罪构成的具体要素，细分为“犯罪主体一般为哪几种情形”、“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材料才能构成该罪”、“证据材料应具备什么样的证据要求”等。

　　上述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的一个观点，即“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可以帮助司法人员克服认识局限性和主观随意性，最大限度减少误差和人情关系的干扰，促进对案件事实证据的认定符合客观事实，统一司法尺度，保障司法公正”。

　　“我们反对机器代替人”

　　在不少人看来，大数据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压缩了检察官的主观判断、自由裁量的空间，这是否会导致检察官被“架空”？

　　在丁泽军看来，系统运行过程中，主要解决还是证据有无的问题，通过系统指引司法人员怎么办案，“司法是有灵性和有人性的，需要检察官严格按照国家的证据和裁判原则，对证据审查判断，最后形成员额检察官对某个案件的法律意见。”

　　此外，传统的工作模式中，检察官需要耗费多半的精力在录入、粘贴等“体力活”上，大数据也让司法人员从大量的“体力活”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审查案件的定性、证据的采信、法律的适用等问题。

　　贵州省检察院检察信息中心主任冯涛也认为，“大数据只是给出参考，最后做决定的仍然是检察官。我们反对机器代替人。法律不是僵化的条文，也不是用过去办理的案件数据就能够完整诠释的。”

　　大数据是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对未来的趋势进行预测和预判，但是司法办案追求的是对个案的精准，除了法律效果外，还有社会效果，还有对其他人的教育引导作用。“这就是法官、检察官永远会存在的理由。”换句话说，数据只能告诉检察官过去案件办理上存在多少种情况，但是当时所处的情况、人的思想、舆论、接受度等与现在并不完全相同。另外，法律本身也在修订完善。“这和下围棋不一样，阿尔法狗可以下围棋，是因为围棋规则几百年都没有变过。但是办案不一样，特别是大陆法系，几乎没有人会用100年前的案件来指导现在的案件。”

　　值得一提的是，大数据是否能告诉办案人某个案件中可能潜在的风险点，也取决于学习样本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冯涛告诉北青报记者，每个检察官在办案的同时，也可以按照大数据的模式，把案子的要点一一记录下来，检察官办案的过程本身也是在生产数据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