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智慧城市建设在我国发展如火如荼。但对于智慧城市的准确定义、相关标准，目前国际上还无定论。可喜的是，我国目前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积极参与并发挥了主导作用。近日，ITU-T SG20组Q7报告人、烽火通信总工李铿接受了《人民邮电》报记者专访，详细介绍了ITU中智慧城市标准的进展和中国的贡献。

　　ITU SG20的工作范围

　　李铿介绍，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电信标准化顾问组（TSAG）于2015年6月2日至5日在日内瓦国际电信联盟总部举行的会议上，决定成立新的研究组ITU-T SG20，命名为“物联网（IoT）及其应用（包括智慧城市和社区）”，负责研究物联网及其应用，并首先聚焦智慧城市和社区。这项工作在2015年10月第一次SG20全体会议上得到了确认。

　　为了确保SG20的成果可见和责任明确，所有与IoT相关的标准建议书被统一编号在ITU-T Y.4000下。对SG20工作组工作范围的确定，很明确地表明智慧城市是IoT的应用，并且把智慧城市放在和IoT同样的高度进行研究。

　　李铿补充说，为了明确日后ITU-T SG20的标准工作路线，工作组制定了一张工作路线图，这张图对SG20工作的范围进行了细分，并且制定了相关的优先级。由于这个图是在原来智慧城市与可持续发展焦点组智慧城市路线图的基础上综合了IoT研究方向而形成的，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没有将IoT和智慧城市的关系在图上进行清晰的表述，同时也没能对原来ICT的范围和IoT进行区分。这给日后的工作留下了冲突的可能性。

　　ITU-T SG20组织结构和智慧城市的关系

　　在2015年10月举行的第一次SG20全会上，根据这个路线图建立了SG20的组织架构，根据架构划分了每个研究组的研究范围。总的来看，这个划分是根据IoT和智慧城市两个大板块来进行的。但于2017年3月13日至23日在阿联酋迪拜召开的ITU-T SG20新研究期第1次会议上，经过讨论，新研究期的架构不再按照原来物联网和智慧城市的框架考虑，而是按Y.4000的结构重组课题。

　　这个划分从物联网的角度对SG20的工作做了统筹，从统一物联网和智慧城市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这里面，WP1关注具体底层技术和应用问题，而WP2则更关注通用性功能问题。但是带来的麻烦是，和上一个研究期的课题分配方式有出入，在重新分配项目的时候由于匆忙，归类则未必完全合理。不同课题间工作的延续性以及报告人对尺度的把握方面会出现不统一的问题。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工作划分不大好和第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图匹配起来。

　　从智慧城市的角度出发，研究组主要关注智慧城市的应用、平台和评估。结合已有路线图来看，对于智慧城市的工作路线图还是比较清晰的，基本可以把这些内容和有关的项目关联起来，在路线图中找到相关的模块。

　　中国代表团工作突出

　　李铿表示，从目前整个智慧城市在研和结项的项目来看，有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原来从智慧城市焦点组转过来的L.6000系列，目前对后续的评估类标准给出了一个框架，特别是在智慧城市KPI上所做的工作具有一个引领作用，而这个系列标准是烽火推动制定的。2017年9月在日内瓦会议上新成立的三个评估类项目Y.SSC-IA、Y.SSC-MM 和Y.AFDTS都依循了在L.1600系列上补充的路线。

　　二是总体类仍然没有一个标准来概括整个智慧城市的工作方向，本来Y.SC-Overview需要起到这个作用，但由于少数西方国家的阻挠，只能作为Supplement结项，这将对后续的工作产生影响。

　　三是主要的项目集中在应用案例和平台类项目上，这两类项目有比较多的垂直行业特点，各国自身的特点也较为明显，引起的争议也比较多。往往大量的讨论不是集中在技术内容的合理性上，而是牵涉了很多非技术的内容。

　　四是在智慧城市项目中，中国代表团的工作非常突出，主要的立项都是中国成员或者联合其他国家完成的。除了烽火牵头的Y.4900/L.1600四个项目已经发布以外，本次会议再次在平台类项目中通过了两个标准Y.Frame-SCC和Y.SCP。这是中国和西班牙共同提案的项目，得到了中国代表团各成员和广大成员国代表的支持。烽火主导通过的6项标准和13项增补在智慧城市标准制定工作中起到了类似于航标灯的作用。

　　西方国家的思维和阻挠

　　李铿还透露，在智慧城市标准制定中，一些西方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从中阻挠。总体来看，西方国家希望通过控制标准的建立来使自己处在一个控制地位。但由于西方的力量还是处于衰落之中，不大可能全面提出自己的立项要求，目前更多的是依靠政府代表团配合少数大学专家，从几个方面提出阻挡性意见。在第四次SG20全会上，美国代表团提出的C231R1提案，就是他们思想的一个全面反映：对提案形成过程的流程合法性提出质疑，甚至质疑报告人的会议组织的透明性；对提案的差异性分析提出质疑，并且试图将其设定为立项的前提；对一些项目试图归类到涉及监管问题，而将此类问题由较为宽松的AAP审批流程改为更为严格的TAP流程；对涉及安全的项目，试图将项目划出SG20的范围；近期似乎开始从ITU-T工作的范围定义出发，质疑智慧城市中涉及政策、经济和社会的提案范围的合理性；利用IoT和智慧城市定义的模糊性问题，对智慧城市项目涉及的范围进行质疑。

　　李铿认为，这些问题从积极的方面看，有助于我们提升对ITU工作流程的认识，使工作更加规范化，同时也有助于中国代表团建立广泛的同盟。从消极的方面看，就是大量精力会牵涉到非技术性的纠缠之中，不利于推动项目的成熟。对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争取成员单位广泛的支持，进行合理的斗争，另一方面要提升提案的质量。

　　中国公司坚持这项工作意义重大

　　李铿表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单位一直在ITU-T组织中致力于智慧城市标准的制定工作，这项工作默默无闻，艰苦而费时，牵涉的精力不限于开会的那些天。但李铿认为坚持这项工作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国际标准组织中提前占领阵地，提升中国公司的话语权。二是挖掘自身ICT行业的成功案例，逐步在ITU标准体系中占据架构性位置。三是在行业中确立领导地位，为中国公司建立ICT业务的生态环境创造条件。

　　事实上，中国公司借助在智慧城市标准制定工作中的努力，在ITU的地位已经为国际同行所认可。大约一半以上的物联网和智慧城市提案都来源于中国代表团，已经奠定了中国代表团在ITU内该领域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