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正经历一场结构性巨变。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小组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普遍习惯用GDP增速来衡量速度，而进入新阶段，高质量增长可以从不同角度衡量，范围相对较广，目前相关部门已接到部署正在研究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衡量标准体系。

    多角度衡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高质量的衡量角度很多，比如从要素投入效率、产品质量、品牌影响等方向。”杨伟民表示。十九大报告也侧面“剧透”了衡量标准涵盖的内容：“从经济周期演变的规律来看，要持续保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必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简单追求速度转向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从微观层面不断提高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此外，杨伟民表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十分艰巨，“去年我国经济增速虽然同比提高了0.2个百分点，但前期累积的各种风险也正在逐步显露，金融的底线就是其中必须要守住的一道”。

    具体来说，杨伟民介绍，今后我国将从四个方面发力打好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其中包括：在实体经济中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去僵尸、去产能，因为僵尸企业占用大量资源，不去处置就会变成不良贷款引发金融风险；让地方政府有节制的借贷，不要过度举债，特别是不要过度变化手法举借隐性债务。“目前，我国地方隐性债务问题风险比较大，我国将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逐步化解存量。”

    新阶段的新定义

    “所谓高质量发展，从微观层面来看，通常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中观层面来看，是产业和区域发展质量；宏观层面来看，是国民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效益。当前，我国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资源、土地等红利都在消失，当前面临的最大要素瓶颈就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不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对于高质量发展如此定义。

    王一鸣表示，高质量发展阶段要适合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不能简单以成熟经济体的标准结构作为我国的参照依据，还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大国特征，同时我国正处在结构的快速变动期，要充分考虑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而推进高质量发展，最根本还在于深化改革，来增强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

    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白重恩看来，我国经济要实现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也要转变。要确保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转变地方政府激励方式显得尤为关键，例如将地区生产总值考核改变为地区收入总值考核，税收归属由生产地向消费地转型等。

    政府与市场的新关系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到底更依赖市场还是政府？业界并无绝对定论。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认为，当前各地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政策，用于鼓励科技创新、高技术产业。但总体来讲效果不好，效率也不高。他提出，促进科技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最根本还是要靠一个公平竞争的高效率市场。

    对于政府的作用，王小鲁也肯定地表示，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基础科研、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政府都要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而在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上，政府首先要做好的就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只有这样才会创造一个高效率的市场，创造一个技术不断进步、新技术不断涌现的市场。

    “随着高质量的发展，这笔钱如果不能精细化管理，就要适当压缩投资，不能每年几百亿元的幅度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直言，这种诞生在危机时期的特殊机制，要做常态性的安排，跟政府支出处在同一个盘子当中，用同样的一套标准去加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