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战略决策，不仅彰显了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还体现了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也是碳排放重点单位，完成“双碳”目标既是其政治责任也是其产业分工责任。

　　一直以来，中央企业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并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能耗“双控”扎实推进。“十三五”时期中央企业能源消费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单位产值综合能耗比“十二五”末下降逾20%，电力、石油、钢铁、建材等重点企业能效水平保持全国领先，火电企业平均供电煤耗下降至300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下；二是减污降碳成效明显。“十三五”时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总量分别比“十二五”末下降57%、37%、43%、40%；单位产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十二五”末下降18%。三是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0年末，中央煤电企业先进高效煤电机组容量占比超过50%，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超过42%；电网企业着力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和调控能力，全网风电利用率达到97%，光伏利用率达到98%。

　　近年来，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能够在产出水平既定条件下消耗更少能源，在节能降碳减排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肩负重大使命与责任的中央企业可借力数字技术推动实现“双碳”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缺乏“以数降碳”系统思维。普遍认为数字技术在采购、生产、销售环节的应用能降低成本、提质增效，但减碳降碳领域的数字化投资则会增加成本，忽视了“以数降碳”的隐性收益。

　　二是技术瓶颈制约“数”“绿”融合发展。数字技术与绿色低碳技术深度融合是实现数字化与低碳化良性循环的重要支撑。然而，不管是数字技术领域，还是绿色低碳技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仍然存在，难以激发数字技术与绿色低碳技术的双向共进效应，发挥数字技术对绿色低碳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三是借力数字技术提升碳管理能力的空间较大。由于技术限制、投入不足等因素，碳数据采集和检测能力欠缺，围绕碳数据深度开发利用的动力不足，导致碳数据要素价值及其应用未能充分发掘，且碳数据采集、监测、存储等标准规范尚不完善，“数据孤岛”现象凸显，各类碳数据被封存在不同系统之中，缺乏有效的关联和共享，难以更大程度发挥数字技术的减碳效应。

　　四是数字人才结构性短缺。当前数字人才供给难以匹配需求，存在着结构性短缺。大部分国有企业面临着严重的数字技术人才缺口，尤其是既掌握ICT专业技术，又具备“以数降碳”战略思维的综合型人才，难以支撑“数”“绿”深度融合。

　　数字技术在减排降碳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央企业应借力打力推动实现“双碳”目标。

　　坚持系统思维，强化“以数降碳”顶层设计

　　国资监管机构要坚持系统思维，强化“以数降碳”顶层设计，发挥政策联动效应促使“数字化”与“低碳化”协同发展。发挥业绩考核指挥棒作用，将数字化、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通过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根据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和责任使命，兼顾行业特点和企业经营性质，设定差异化“数”“碳”考核目标，强调突出重点、有的放矢的考核靶向。

　　借力数字技术建立健全中央企业碳管理体系

　　一是国资监管机构可以根据“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原则，利用AI、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技术，叠加区块链智能合约管理，牵头推进中央企业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建设工作。二是鼓励有实力的中央企业构建数字化碳管理平台，加强数字技术在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等领域的开发部署，推动企业能耗、碳排放管理上云，形成感知、监测、预警、应急等能力，提升碳排放数字化管理、网络化协同、智能化管控水平。三是牵头建立中央企业碳信息披露与共享机制。分阶段、分行业推动中央企业碳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出台相关指引性政策，统一碳信息披露标准，着力改善碳信息披露质量参差不齐、选择性披露等问题。在数据安全、数据隐私合规的前提下，加强多方协作，建立跨部门、行业、企业的能源消耗、碳排放等数据共享机制，着力破解数据孤岛问题，形成碳数据要素流通市场，提高碳信息和数据利用率。

　　科学谋划以数降碳，分类明确工作重点

　　在科学评估不同行业发展现状、地位作用和未来趋势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能源结构、产业链安全、碳排放基数、技术路线等因素，分类明确工作重点：一是处于能源领域的中央企业大力发展数字能源，将电力电子技术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创新融合，以比特管理瓦特，实现全链路互联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二是处于冶金、化工等领域的中央企业要深化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使用、回收利用等环节的应用，实施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管理。三是处于建筑领域的中央企业要利用数字技术构建低碳建筑产业新生态，如利用物联网技术对建筑物进行数字编码和在线监控，采集能耗和碳排放数据，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实现对建筑物碳足迹的精准感知和检测，利用BIM技术模拟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及能耗，在对碳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优化减碳方案。四是处于交通运输领域的中央企业要充分运用BIM技术、交通运输领域大数据等，大力发展智慧交通、绿色交通，积极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五是处于节能环保领域的中央企业要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探索智慧能源管理、智慧环境监测和治理综合环境服务模式创新。

　　破解瓶颈制约，为“以数降碳”提供有力环境支撑

　　一是完善数据治理政策法规体系，加强数据确权、数据流通、分类分级等关键问题研究，为增强数据治理能力提供坚实保障。二是适度超前布局数字新基建，包括5G、人工智能、区块链、数据中心以及数据要素市场等，优化数绿融合发展的硬件环境。三是加大数字人才培养力度。引导中央企业与高校合作，通过设立企业基地班等形式，实施“订单式”人才培养，填补数字化人才缺口；在企业内部培养和挖掘数字化管理人才、数字化技术人才、数字化业务人才，加大学习培训力度，构建良性发展的数字化人才梯队。

【责任编辑:刘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