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身负重罪的文强于上午被执行死刑，不少重庆市民放鞭炮、拉横幅庆祝。死刑对于文强来说，实属咎由自取，罚当其罪。但这一判决却经历了8个月的跌宕起伏，在还了民心，正了法律背后，我们或许该有一些深入的思考。

    从文强的死刑判决中我们知道，他被判死刑，贪污受贿并非关键。文强死在其行使的特殊权力上，这个警察权力既比陈同海案的石油重要，也比王益案的股票以及蒋勇案的规划、房子重要。这个逻辑是成立的，因为警察是社会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国家权力，几乎是触目可及；警察权也是保障国家安全、社会秩序，预防、制止犯罪，保障民众权利的最重要的国家机器，所谓剑和盾。如果剑生锈，盾破洞，公民的自由、权利必定会受黑社会或者这些锈剑破盾本身所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强的死刑是国家对警察权极端重要性的一次重申，无疑是正确的。

    文强案提醒社会，限制和监督政府的权力极其重要。国家标准频道认为，首先我们必须限制公安机关随意罚款，随意“扫荡”，随意抓人的自由量裁权；其次，我们必须限制检察机关滥用公诉人的权力，打击“不听话”的企业和个人；最后，我们还必须限制法院的自由量裁权力，避免成为权力和金钱的机关。同时，我们还要真正地建立强大的监督机制，给人民权力去监督政府；同样地，我们要建立强大和独立的媒体和新闻力量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监。我们要想建立法制国家，政府首先要守法。当政府的每个部门能够限制自身的权力，做到阳光执政时，那么文强现象将不会再重登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