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婚丧喜庆限桌的新闻已见怪不怪，此前，有广东廉江规定党员干部办婚丧喜庆宴席不得超过10桌。最为苛刻的算是江苏宿迁，规定办酒席不得超过八桌并曾引发争议，而另外一些地方的规定则更为细致，如辽宁省规定直机关党员干部办婚丧宴席不准超过15桌，迎亲车队不得超过10辆，湖南浏阳市限10桌，礼金礼品数额一般不超过200元……8月30日山西新闻网又出现一则“山西运城规定党员干部办婚丧宴席不超过25桌”的新闻。

    婚丧喜庆是国人传统习俗，却是发生腐败的一种媒介或平台，为什么要下达“限桌令”？道理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防止借婚丧嫁娶受贿，一个是防止在铺张浪费方面起示范作用。但是很多地方把“限桌令”过度崇高化，当成遏制官员腐败的“尚方宝剑”，以为“一限就灵”——你限25桌，我限20桌，他限10桌，限来限去都是在宴请的桌数上做文章，顶多再限个礼金数，签个廉政保证书。
　　
    然而，限桌能否实现真正的保廉？从现实语境来看，恐怕不容乐观：目前的一些制度规定，往往过于“柔性”或“模糊”，操作起来难于把握，如怎样才算“大操大办”，怎样才算“办酒敛财”等均未明确。由于界线模糊，量化、细化制度，对干部违规的问责无疑增加了可操作性。
　　
    “限桌令”的“漫天飞舞”让人欢喜让人忧。诚然，这种设限对官员是一种约束，对于堵住腐败行为也有一定制约作用，但治标不治本。如果我们的反腐败不抓住监督权力这个根本，却围绕腐败的各种表现形式四处出击，被腐败现象牵着鼻子走，那反腐败只能是被动应付，疲于奔命而效果很差。
　　　
    国家标准频道认为，与其在这些细节上与腐败分子较劲，倒不如在官员财产申报、透明行政以及财务公示公开等方面下功夫，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当官员的财产来源透明，处于公众监督之下的党员干部即使摆上100桌酒席也无需多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