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的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流域最重要的淡水资源供给区，从2005年始，中国中央政府计划用7年时间，投入75亿元实施三江源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其中一项措施是将一些游牧藏民搬迁到移民村，这些“生态移民”有5万多人，占自然保护区人口的四分之一。
　　近年来，我们先后前往青海省的海南、玉树、果洛、黄南等州县做相关访谈调研，了解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实施情况，目睹了工程实施6年来已经显现出来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然而，这一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在实际中也有许多困难和问题
　　移民区基础设施条件差，社会公共服务滞后
　　有些移民区基础设施建设搞得非常好，呈现出现代化小城镇的气象；但有些移民区的水、电、路、通讯、学校、医疗卫生、有线电视、生活垃圾（包括厕所）等直接影响移民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同步进行，大大降低了城镇吸收接纳移民的能力,并给后续工作设置了许多障碍。
　　以医疗卫生为例，果洛班玛县随着移民的陆续迁入，城镇人口逐渐增多，看病的群众也不断增多，而县医院的医疗条件满足不了病患的需求，县藏医院则无住院部，而该地距州府大武320公里，距省会西宁786公里，看病难、就医难成为此区域重要的民生问题。
　　当地政府投资的生态移民定居点，大都地处城镇的边缘地带。调查中我们亲眼看到：有的移民区是有电视没有电，有的是有电但没有“线”。而设施齐全的移民定居点，由于许多牧民听不懂汉语，电视的作用也非常有限，当然也无法与外界进行沟通交流。当地社区民众也没有给予移民们充分认同，社会关系出现重组后他们缺乏主体意识，也缺乏归属感。
　　生态移民生活困难，生存压力大
　　对于广大搬迁牧民来说，祖祖辈辈过的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生态移民”的身分，使他们朝夕之间成为非农、非牧也非城镇居民的特殊社会群体，生活收入低成了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目前，除少部分移民通过劳务输出和采挖虫草等方式解决了暂时的收入来源问题外，绝大部分移民的基本生活来源,是国家每年发放给移民户均3000元—6000元的饲料补助款，若无其他收入，一个五口之家仅靠此是难以维持城镇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不要说喝奶、吃肉，仅买牛粪取暖一项一年最少得支出2000元左右，有些地区高达3000元，国家每年给移民的燃料补贴是1000元。他们说：“这两年什么都在涨，一袋牛粪都从3元涨到了8元、10元，一斤酥油由12元涨到20元……就是国家发给我们的补贴不见涨。”
　　这些牧民原以为搬到城镇能过上舒坦的日子，对当地政府的期望值非常高，没想到不仅原有的生活习惯被打破，而且出现了“四难”（吃肉难、吃奶难、喝酥油茶难、用燃料难），他们的生活水平与迁出前相比普遍降低。与当地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相比，差距也非常大。目前，果洛地区城镇居民与迁入城镇的生态移民收入比接近5：1。生活困难的城镇居民可以享受国家低保，生活困难的生态移民怎么办？
　　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艰难
　　要使生态移民“搬的出、稳的住、能致富、不反弹”，后续产业的发展是重要保证。而这也恰恰是基层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为了开发后续产业，基层领导绞尽脑汁，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应急性的、短期性的工作开展了不少，也增加了部分移民的收入，但不是长远之计，要开辟一块能使移民脱贫致富的新天地，十分艰难。主要受制于两点：
　　一是移民自身的素质与能力。绝大多数移民目不识丁，除了会放牧，别无他长，尽管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来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但仅靠800元的培训费和十来天的培训时间，就指望建立起他们的谋生手段，很不现实。还有一些移民，原本就是因好吃懒做而成为少畜户的，搬迁到城镇后，不务正业，这种状况给城镇的社会治安带来了很多隐患，个别移民社区已被当地民众喻为“黑三角”。
　　二是青南各州社会发育程度低，经济总量小，产业结构单一，就业渠道狭窄，可供选择和适合地区实际的产业较少，每年都有不少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在这种形势下，经过应急培训的牧民当地市场也无法完全吸纳。
　　征地补助标准过低，农牧民利益严重受损
　　因生态移民建设工程需要，2003年—2007年间，各项目实施县都强行征用了部分耕地和草场。但政府征用价与市场价差距较大，如玉树地区土地市场价格常年高位运行，结古镇区、囊谦县城及城郊，每亩地7—10万元，西三县城郊区也为5—7万元。但省里给予的征地补助费，难以满足当地农民对有限土地资源的合理要价，仅够安排玉树、囊谦两县1.6万元—1.8万元每亩的征地费，其他四县以每亩3000元征用，差价相当大，引起失地农牧民的强烈不满。他们说：“东边太阳西边雨，政府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
　　囊谦县的香达乡基本上都是失地农民，全州有几千人，生活状况很差，他们要求享受和生态移民同等的政策优惠。虽然他们不是生态移民，但他们为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同样做出了牺牲，政府的确没有理由忽视他们的需求及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