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十二月到次年二月，在太平洋上的智利沿海，潜水员潜入冰冷刺骨的海水中寻找一种肉食性海螺，智利鲍鱼（拉丁文名：Concholepas concholepas）。将其水煮后再拌上蛋黄酱，就成了当地的一道美食。亚洲的美食家更偏爱将其煸炒或做成生鱼片（即sashimi，日本的一种烹饪生鲜肉类（尤其是鱼类）的方法，将生肉切成薄片——译注）。
　　自1970年代末智利将国内市场对外开放以来，智利鲍鱼的名气就急剧上升。这几乎毁了这一物种：出口量达到15000吨，还有随后发生的鲍鱼捕捞热。1980年，智利渔民共渔获智利鲍鱼25000吨；截止这项捕捞业被官方叫停的1989年，智利鲍鱼资源已经崩溃。这是一个痛心而又熟悉的故事。但它还是给后来者以启发。
　　重启这项捕捞行当时，政府改变了规则。由手工捕捞的渔民组成的小型团体注册为合作社，拥有在划定好的海域的海床上渔获智利鲍鱼以及其它水底生物的专有权。还鼓励他们驱逐非法的鲍鱼收集者。这对人类和鲍鱼都是有利的。50000名智利手工渔民现在每年渔获2500-5000吨智利鲍鱼，产量稳定并能从中获得可观收益。
　　来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克里斯·科斯特洛和史蒂夫·盖恩斯的一项新的研究表明，我们非常需要这样有希望的故事。他们利用一组捕获与鱼类生命周期的数据设计了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用于精确估计鱼类资源储量的健康程度，并将这一方法应用于7000多个渔场。产量约占全球渔获量80%的大多数渔场在此之前都只能依赖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官方数据基础上编制的粗略估计方法。
　　这项新的研究（目前正在接受《科学》杂志的同行评审）认为那些未评估的渔场肯定枯竭了，因为它们平均需要鱼类生物量的大约一半用于维持其最大年常量（常用的可持续性的定义）。另一个在去年对大约1500个渔场利用相同方法的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结果。两种分析表明那些鲜为人知的渔场是被破坏得最严重的。
　　这一结论与一项稍微阳光一些的关于现代化捕捞船队的分析相冲突，该分析大部分以对几百个渔场进行的昂贵的研究为基础，这些渔场大多位于欧洲和美洲海域。多亏最近的改革措施，这些渔场虽然枯竭但是总体上处在恢复中。
　　这些看起来有些例外的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惊奇。渔民贪婪的习性还有政府抽取的一些补贴所产生的违背常理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过度捕捞有时缘于忽视，而有时又缘于由一个信仰而加重的短视思想：他们不拿，自有别人来拿。代价是沉重的。除了驻留成千上万的物种，渔场为十亿人口提供主要的蛋白质来源，还是数百万人的生计，他们当中的多数还很贫穷。世界银行估计1974年至2008年间，过度捕捞所带来的收益性（如收入和食物）损失多达2.2万亿美元。
　　令人欣慰些的是，新的估测认为到目前为止，仅有2%的渔场已经崩溃——此处的定义是鱼类资源不及历史资源量的10%。先前的估计更高，达到了30%以上。可是研究人员着重强调，崩溃的发生率正在不断走高；而且一旦崩溃，渔场不一定能恢复。北部的鳕鱼群于1992年崩溃，至今仍未重返纽芬兰沿海的大浅滩渔场。
　　即将离任的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将会在2月24日由《经济学人》杂志在新加坡主办的会议上宣布关于攻克海洋问题的新方案的计划，该计划还包括海水酸化问题（气候变化的一个结果）以及人类排泄物和农业废弃物所导致的污染问题。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再筹集15亿美元用于海洋管理；恢复至少半数的已证实枯竭的鱼类资源；使海洋保护区的数目翻倍；以及使渔场的经济损失减半，一部分将通过勾销破坏性补贴来实现。
　　总之，渔民合理经营鱼类资源需要更好的激励机制。若干办法已经开始试用。在冰岛等地，人们拥有一个可交易的科学决定的捕捞份额。或者可以像智利的鲍鱼采集者一样获得一片海域的长期捕捞权——与产权类似。
　　根据Messrs Costello，盖恩斯等人于2008年所做的一项研究，这种方法奏效了：拥有这种权利的的渔场的鱼类资源发生崩溃的可能性只有普通渔场的一半。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方案的普及却很缓慢；目前，基本上只有数百个渔场采纳了该方案，这些渔场主要来自富国。尽管在纸面上很有道理，基于捕捞权的方案在实践中难以落实。让当地人加入进来相当困难，至多是个缓慢的过程。如果要保护的物种特别珍贵或者生长缓慢，过度捕捞就是合理的（至少在狭义的经济学意义上是这样的）。这将使监管和执行的代价高昂到不可想象。
　　基于捕捞权的渔场不仅仅是解决过度捕捞问题的答案。特别是更多的海域需要杜绝任何捕捞活动方能得到保护。然而还有许多使渔民管好自己的更好的办法。智利的肉食性海螺以及它们的人类捕捞者将皆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