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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排污信息公开被指空白 志愿者搜集污染信息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国低碳网    点击数:694    更新时间:201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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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万捷向全国政协会议提交了《关于尽快实施重点污染源信息公开提案》。这份提案背后,是众多环境公益人士和机构的努力。

  万捷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理事,这份提案源于2月底的亚布力论坛,企业家们在讨论环境问题时,认为环境信息公开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问题之一。

  万捷希望为公众广泛参与环境保护监督工作代言,希望能为公众争取一个改变当下环境的权利。

  污染信息搜集的民间志愿者

  公众的参与必须建立在知情的基础上,知情才有行动。

  如果毛建伟不是亲眼见到一些企业的排污口涌出的污水,他可能仍不会对环境污染采取行动。

  毛建伟只是众多环境志愿者中的一员,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搜集环境污染信息,这些信息成为后来环保组织绘出的中国污染源地图的基础信息,而这个地图,是万捷提案最重要的证据支撑。

  毛建伟是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的一位个体户,距湘江不到600米。

  以前,湘江边上的人喜欢下江游泳,但现在游泳的人一上来就浑身刺痒,皮肤上挂着油污。

  湘江水“脏”了,但没人告诉毛建伟,湘江到底是怎么“脏”的?

  2008年底,成为湘潭市环保协会志愿者的毛建伟加入了绿色潇湘守望湘江的公益项目,他决心自己寻找答案。

  第一次看到企业排污口时,毛建伟震惊了。

  他看到污水正从一个混合排污口中涌出,大量的泡沫漂浮在水面上。

  毛建伟取了污水,送到专业检测部门,结果是重金属镉超标。

  而距此地几百米就是湘江,毛建伟和住在附近的人的饮水就取自这条江,工业污水正威胁着饮水安全。

  湘江有多少这样的污染源?地方环保部门网站上的信息少之又少。

  毛建伟决定沿江考察,自己动手定位排污口,监督企业的违规排污。

  暗访企业违规排污并不容易。一方面,一些企业会千方百计地埋设暗管,将排污口放在距离企业几公里的地方;另一方面,由于环保执法部门无法获取确凿证据,而对违规排污工厂束手无策。

  为了取证,毛建伟曾和其他志愿者24小时监测一家疑似违规排污的工厂,用摄像机拍下整个过程,并向相关部门举报。

  这样的方式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湘潭市内,已经有超过30余家污染源被定位,湖南省有两三百家左右”,毛建伟说。

  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自2011年起,湘潭市的很多企业排污口都竖起了公告牌,上面写明了排污口的归属、污水含有的重金属元素等重要信息。

  毛建伟将改变归功于知情,“公众的参与必须建立在知情的基础上,知情才会行动,行动会带来改变。”

  地方政府拒公开污染企业名录

  在环境监管较弱地区,污染企业能为当地政府创造利税。当公开环境信息影响该企业发展时,环保部门会遭到上级干预,停止公开信息的行为。

  自2008年起,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始推出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测评,希望借此推动全国各地环保部门的环境信息公开。

  评分涉及中国113个城市,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回忆,首次评分后所有城市的平均分仅为31分,四年后虽有大幅提升,但平均分数仍未及格,仍有城市在总体评分后,得分为零。

  在进行评分的过程中,马军曾试图让自己的工作人员与各地方环保部门取得联系,依法申请公开一些企业的信息,但答复通常并不友好。

  “你是谁,哪个单位的,要企业的名单做什么?”“你申请地方的受处罚企业名单做什么?”“环保局要对企业负责,这些名单不能随便给”“要请示领导,领导批准才能答复”等等,马军说,甚至一些地方环保局还会为污染企业辩解。

  一些地区的环保部门直言不讳地表示,领导说了就是不能进行环境信息公开。

  马军分析,大部分城市分数如此低的情况,大多缘于大部分城市的环保部门在日常监管信息公开、公众举报确认后的信息公开以及公众依法申请污染源信息公开方面都做得不尽如人意。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马军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各地方环保部门在信息公开的认识上就有缺陷。

  一些环境监管相对弱的地区,由于污染企业能为当地政府创造利税,环保部门夹在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之间,当公开环境信息有可能影响污染企业发展时,环保部门就会遭到上级的干预,停止公开信息的行为。

  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由于环境信息的公开工作在很多地区没得到重视、人手不足资源有限,造成各地公开的情况并不完善。

  马军觉得,需要在更高的污染信息公开的制度层面推动。

  当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找到马军,希望他能为这个提案做些工作时,马军非常乐意地参与了。

  排污信息公开是空白

  许多国家都有污染物排放登记制度,包括排放、处理和运输污染物的情况,企业都要向政府报告,并且都是公开的,但这在中国仍是一片空白。

  马军说,国际经验表明,“许多国家都有污染物排放登记制度,包括排放、处理和运输污染物的情况,企业都要向政府报告,并且都是公开的。”但这在中国仍是一片空白。

  环保部门努力的同时,民间环保机构志愿者则制作了中国污染源分布地图。

  毛建伟的调查也汇集在地图上,地图涉及了15000多家企业的排污情况。这些企业排放了全国65%以上的废气、废水及重金属污染物。

  “如果有法律规范公开污染源的信息,更多的公众关注身边的河流,盯着排污企业,他们就无所遁形了。”毛建伟说。

  这个愿望有望被实现。

  2月22日至24日,民间环保机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理事们在黑龙江召开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中国环境危机的担忧。

  众人发现,去年在公众推动下,尽管一些城市迅速推进空气质量监测信息的发布,但是雾霾天的情况仅停留在信息公开上并不能根治,那治理方式是什么?答案是减少污染源的排放。

  可这并不是短期能实现的,很快有了反对的声音。

  减排要了解什么是污染源?排放量有多大?

  “顺着这个思路,污染源信息公开的议题很快被确定了。”阿拉善SEE的项目主任郭霞说,这表明环境信息公开对政府来说并非难事。

  作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万捷当天也在讨论会上,他已为环保工作呼吁了3年。

  他认为如果由政府进行重点污染源的信息披露,就能把它制度化、法律化。

  《关于尽快实施重点污染源信息全面公开的提案》就这么出现了。

  同时,另一名理事王石(微博)也找了人大代表李东升。万捷和李东升分别在政协和人大提交了提案和建议。

  虽然对这份提案甚是期待,但环保人士认为,即使这次不成功,他们也将继续推动污染源信息公开,只有公众知情,方能参与到环境保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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