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治理是艰难而稀少的。政府以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标准，努力做出最好的决定——这仅仅是民主理想。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政府太容易丢掉其“人民代表”的使命感，转而变成偏向精英的、理论的、失去现实意义的政治。西方国家的“能源-气候”模式就是最好的例证。

　　过往的经验表明，当涉及到国家层面的基本能源安全话题时，领衔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西方经济体将逐渐遗忘人民的意志。西方领导人将能源现实和气候理论混为一谈，二者被放在相同量级水平上。但其实二者既相生相克，又相辅相成。

　　尼格尔·劳森最近指出，30年前，他时任英国能源大臣，那时的能源政策是为了确保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拥有可靠的能源供应，并且成本越低越好。而如今，如他所见所闻，英国的能源政策仅仅是为了达到极具野心的脱碳目标，以追随欧盟的气候政策。劳森的观察并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看法，还能代表目前西方政治领袖的一系列“能源-气候”观点，比如奥巴马、默克尔等。

　　30年前，全球气候科学观点一致，认为地球在全球变冷中从一个新的冰河世纪发展而来。如今，这一观点被齐刷刷地扭转——由于人类工业活动造成的碳排放，地球正在变暖。不论理论观点如何变化，不变的事实是，政府真正关心和担心的首先都应该是能源供应安全。

　　尽管英国拥有能源和气候变化部，但人们无法期盼气候变化——这个威胁整个地球的问题仅仅停留在理论和政策阶段。为了应对能源和气候问题，政府和学术界应该有更多实践活动，而不仅仅是制定政策。

　　在美国，尽管奥巴马政府连同环境保护署制定了反对碳氢化合物政策，但页岩气和页岩油仍然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为美国制造业带来无限活力。美国能源使用者完成了从燃煤电厂到燃气电厂的“华丽转身”，正因为如此，他们所支付的费用仅仅是欧洲竞争者们的一半。

　　就在美国煤炭行业经受严厉打击之时，美国煤炭出口商们找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市场——大西洋彼岸的欧洲。欧洲的绿色主义者、禁用水力压裂技术的规定和开发本地页岩资源的犹豫态度，导致欧洲重工业转而使用高成本的天然气和低成本的本土煤炭。这一转变使得美国碳排放下跌速度快于任何西方国家。同时，充满官僚色彩的欧盟碳排放政策也在大规模瓦解。

　　页岩革命为美国带来巨大变化，使其取代俄罗斯一跃成为全球领先的天然气生产国。在石油领域，美国产量攀升速度可谓“一日千里”，不日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由于美国的崛起，中国逐渐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相比抗拒页岩行业和致力于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欧洲国家，页岩气和页岩油的产量提升帮助美国更加稳定快速地向前发展。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在“后福岛”时代下意识地做出决定，禁用核电，推广风电和太阳能。这个决定有可能变成一场灾难。德国现在正艰难前行于脱碳目标和国家能源安全之间。

　　德国莱茵集团的装机容量下跌了6%；意昂集团同样正在考虑减少装机容量。对于能源企业来说，急速下跌的市场份额和市场价值让它们除了缩减规模之外别无选择。根据《金融时报》提供的数据，莱茵集团的价值自2007年下跌了1/3，而意昂集团下跌了15%。在这样的情况下，意昂集团甚至慎重考虑完全退出德国市场。花旗银行的研究预测显示，两大能源企业在2022年前都不会获得市场增长。

　　随着绿色补贴逐渐退出政策体系，德国向绿色能源革命转型的议题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德国目前的发电已经不堪负荷，不考虑现状而一味发展绿色能源只会让德国自吞苦果。

　　英国的情况与德国类似。在欧盟成员国中，英国拥有欧洲大陆最具潜力的页岩气资源。然而，不幸的是，英国国内能源发展观念的差距，导致页岩产业无法得到有效发展，而绿色能源产业亦难大步向前。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门紧盯减排目标，却未考虑如何保障经济和能源供给。由于过早关闭重要的燃煤电厂和过度依赖风能，英国可能在今年冬季经历缺电的尴尬局面。

　　在这些欧洲发达经济体中，与能源安全相关的政策和气候理论目标并不相容。实际上，欧洲民主人士仍然偏爱气候理想主义，过分专注于减排，将经济保障和能源安全摆在气候议题之后。与此同时，欧洲国家还试图寻找多样化的能源供给，以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进口的依赖。

　　讽刺的是，只有美国拥有成熟的自由市场。并且，美国正在经济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向清洁能源转型，经济逐渐恢复，而碳排放治理水平在全球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排名第一——这是欧洲国家急于达到却渐行渐远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