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春节前，信产部王旭东表示，“发展3G(第三代移动通讯标准)条件已具备。”漫长等待后，中国3G似将尘埃落定。专家预计，中国3G业务的开通，将带动至少1.5万亿元人民币的市场需求。多年难产的中国3G包藏怎样的曲折身世和隐秘苦衷?又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机会与命运?

　　前世

　　2006年2月18日，64岁的李世鹤从北京飞到了海南三亚，这位被称作TD-SCDMA(以下简称TDS)之父、中国3G之父的老头一向精神矍烁，戴着大黑方框眼镜，以一种典型的中国工程师形象出现，但是现在，他要好好享受一下这号称中国最美丽的沙滩。

　　11年来，李的命运随3G而起伏不定。他主持了TDS——这个国产商用3G制式标准的研发与推广，从一纸技术框架，到现在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3G的主流标准，与TDS结缘的11年，对于李世鹤来说就如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现在正是冲刺的前夜。

　　两番闭门长谈

　　李世鹤是重庆人，1963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后于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硕士。1968年，李进入中国邮电部第四研究所，但是两年后，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在西安挖起了地道。1978年，李报名国家的800人出国留学招募，随后飞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学习，4年后取得了博士学位。1983年，李回到了邮电部第四研究所，成为总工程师。月薪70元人民币的他，开始对移动通讯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世界电信还是固话的天下，但李却对国际上的移动通讯发展产生了先知先觉。1985年，根据国际研究的基础，他到重庆主持了中国第一个蜂窝移动通信网的设计和设备选型。1991年他又帮助江阴市开发了模拟制式下的移动通话终端，“我后来也搞出了那些大水壶、大砖头!”而当时国内无论是移动通讯设备还是终端都被国外厂商一统天下。

　　国内移动通讯的现实、前景与积累的研究经验刺激了李世鹤的雄心。他的目光开始从在既有制式标准上发展自主产品，发展到开发国家自主的新制式——这是一个冒险而富有想象力的计划，将影响到无线移动通讯整条产业链上的格局分成。直到现在，在自信的李世鹤看来，3G标准间没有任何技术上的不同，只是人为地设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归根到底是利益分配的问题。

　　“1993年，美国高通公司搞出了关于新制式CDMA(码分多址)，我也研究这个技术，然后就想着怎么超过它。”第二年，李被调到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当副院长，在这里他遇上了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其一是在摩托罗拉公司半导体部工作的项目经理陈卫，另一个就是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助理教授徐广涵，这两个中国留学生本来想做一个兼容的CDMA方案，但与高通公司谈判专利无法达成妥协，只得放弃CDMA，研究新的方案——SCDMA(同步码分多址)。这年6月，李和两人在北京闭门长谈了三天，讨论了不少新技术设想，并确定了利用时分双工，即TD这个关键元素。TD从此与李世鹤的生活绑在了一块。

　　1995年春天，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周寰与李世鹤们在美国见了一面，在德克萨斯大学一间教室里，他们热情洋溢，无拘无束地讨论了四天，一个叫做TDS的方案形成了雏形，作为上级领导的周寰拍板了:干!

　　周寰或许没有想到，他这一拍板，将深刻影响多年后中国乃至世界的第三代移动通讯市场格局。而其本人事后看来，成为了李世鹤们的“贵人”。

　　两道生死关

　　“上3G，光对现有2G网络的升级或替换投资就是几千亿，”到现在，说话爽直的李仍然认为，“TD-SCDMA发展的一个优势就是国家牌”。这也是TDS手中最大的王牌。

　　1995年11月，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与Cwill公司合资成立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李世鹤出任董事长，陈卫任总经理。李世鹤在吸取SCDMA部分优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全新改造，制订出了TDS系统规范。但就在这时，作为亲密战友的陈卫与徐广涵，却对TDS能否成功产生了怀疑，并最终离开。因为从一个纸面上的标准设想，到成为被承认的标准，再到研究发展成熟，并投入商业化，将是一个非常漫长，又极其耗费资金的事情。

　　这个担心不无道理。李世鹤与TDS后来的发展的确波折重重。其中有李世鹤本人的性格问题，李曾说，在国营研究院体制下干事不是很顺，一些决策不是从企业角度考虑问题，在TDS的开发计划里，计划批准后每次用钱都要等着烦琐的审批，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发效率。“李老师太直率，我行我素，在做官的时候，曾经跟部长、院长拍桌子。”李的一位学生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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