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手下的张释之是个名不虚传的贤能之人，《资治通鉴》第十四卷记录了多件和他有关的事情，足以证明这一点。其中一件事情说，张释之担任廷尉时，有一次，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个冒失之徒从桥下跑出来，使文帝的御马受惊。这个冒失之徒随即被“保镖”拿下，并按文帝的意见交给廷尉张释之处治。很快，张释之向文帝汇报了处理意见：“此人违犯清道戒严规定，应当判处罚金。”文帝对这个处理结果大失所望，火冒三丈：“这家伙直接惊吓御马，好在这马脾气温和，才没伤到龙体。犯下这么严重的事，廷尉却只判他罚金！”张释之说：“法律，是天下公共的，这个案子依现行的法律就是这样判；如果按皇上的意思加重处罚，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还有，如果皇上当时派人杀死他倒也罢了，现在既然交给廷尉，廷尉是天下公平的典范，办案稍有倾斜，全国执法都会因此可轻可重，没有标准了。”文帝最后认为：“廷尉说得对啊。”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作为汉文帝的“首席大法官”，张释之是个优秀的司法干部。那个冒失的小百姓冒犯的是皇帝，皇帝也因此动了真怒，身居“九卿”高位的张释之当然知道“领导意图”，可他却不管这些，仍然能坚持依照法律为此事定性。张释之在两千多年前就能如此高度重视执法的标准，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执法，以什么为标准？今天的人们在理论上都知道：当然是法律。“以法律为准绳”，这是法治社会常说的一句话。可是事实上，“以法律为准绳”执行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在法治程度还没达到相当“火候”的社会，“以法律为准绳”更容易被“以长官意志为准绳”之类所取代。

    封建专制社会的情形就不必多说了。那年头，法律几乎是某个家族或某一个人的意志的体现，权大于法是极其正常的社会现象。虽然遵纪守法、执法如山的楷模也有一些，但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并非主流。绝大多数的时候，是绝大多数人无法很好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只能凭运气生活着。

    就拿现在来说，长官意志代替法律的事情在很多地方也不鲜见。一些落马的官员（多指“一把手”之类），在位时不是常爱说“我就是法律”之类的话吗？在他们心目中，权大于法是理所当然的，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地方的“土皇帝”（有意思的是，像汉文帝这样的真皇帝还能尊重“法官”的意见，“土皇帝”就未必把法官当回事啦）。一个地方有了这种“一把手”，当地的司法机关想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案，只怕是难事一桩。而这，也是破坏法制建设的主要因素之一。

    执法除了受长官意志左右，还容易受到舆论的干扰。若干年前，郑州市有个肇事逃逸的警察，因为受到舆论的谴责，很快成为全国“知名人物”，法官为此感到压力太大，于是从重从快判其死刑以平民愤。可事后，法学界又对此质疑，认为这人依照法律罪不该死，是因为舆论的力量加重了处罚（当事人临死前还发出感叹“是死在记者的笔下”）。另一种情况是舆论导致轻判，这也有实例。湖北有个叫董晓阳的女子，贩毒174.7克，按法律应判处死刑。可是，因为她在狱中用千纸鹤“折”出了一篇《千字忏悔文》，受到一些媒体的热捧，这些媒体还公然认为董晓阳“罪不致死”，结果，她被判死缓。

    舆论干扰司法，被学术界称为“媒介审判现象”，它和“长官意志”一样容易导致司法不公，而且，这种干扰对破坏法律公平的危害性，更容易被人们忽略。“以权代法”引起的公愤是不必多言的，“媒介审判”却很容易获得一些人的支持。所以，建设法治社会，还应该对“媒介审判现象”提高警惕。据说，在一些发达国家，法官审理案子期间，是禁止接触媒体的（不准看报、看电视等），怕的就是受到舆论力量的干扰。此外，动不动就联名上书，或者通过其他社会力量介入司法，也容易导致法院的判决出现偏颇，这些都是应当注意的。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执法，只能以法律为惟一标准，不能因外界因素而随意加重、减轻对当事人的处罚。美国另一位法学家亨利·米斯说：“法官必须摆脱胁迫，不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就不是法官了。”换句话说，法官的“上级”就是法律，像张释之那样，不管那个冒失的小百姓冒犯的是谁，也不管交办案件的领导有何“意图”，依照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放在今天，这应当成为全体执法者必须具备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