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频频爆发的质量与安全危机，深受产业链转移影响以及新兴经济体同类企业竞争挤压的不少老牌西方制造企业，在短期利益诱惑和竞争优势维护之间需要做出选择时，失去了应有的“理性”与“坚持”，表现出对国外消费者权益的空前漠视。这是危险的信号。“失去理性”与“贸易保护”，往往是同一事物的两面。潜在的危机还在于，假如全球经济失衡状态以及相关治理机制未能实现根本性改变，出于就业压力以及对本国利益的保护，发达国家的政客们会拿出更多的变相贸易保护主义行动

　　本次金融危机之所以被称为“百年一遇”，概因其不仅对西方引以为傲的金融业造成了致命打击，部分动摇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基础，还由于其对实体产业的“达尔文主义”式洗劫达到了二战以来的顶峰。而今，西方金融业在政府的援助下正在止血，尚未完全恢复元气但贪性难改的华尔街金融寡头们尽管拿希腊小试牛刀，但昔日其在国际金融领域呼风唤雨的地位恐将不可避免地下降。如今日子最难过的恐怕要数制造业了。先得承认，即便没有这场危机，传统制造业的赢利空间也会被不断压缩。过去可以躺在床上数钱的工业资本家们早就难以抗拒金融业高额利润的诱惑。金融危机更像是一面镜子，将后工业化时代西方制造业的衰退与尴尬现状照得格外清楚。

　　西方传统制造业正处于十字路口

　　巧合的是，曾给日、美两国带来无数荣耀与财富的制造业在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后，先后出现了大面积的“质量门”事件。首当其冲的是日本，曾把底特律汽车大佬们踩在脚下且拥有顶级声誉的丰田家族，大概没有想到一个原以为并不严重的“召回门”事件，竟然会使自己在全世界面前如此丢脸。日本汽车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品质神话亦一落千丈；继丰田之后，本田的召回行动再度令以质量为生命的“日本制造”蒙羞。而近年来被丰田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的美国汽车业代言人，当然不会放弃这次难得的羞辱日本制造业国际声誉的机会。不过，一向高傲的美国制造业界也不必高兴太早。近期爆发的凯迪拉克召回门、惠普质量门以及波音安全门已经给美国制造业敲响了警钟。倘若业已爆发的上述危机与隐患只是冰山一角，则不仅将重创美国制造业的声誉，也将使世界对西方“经典”制造业的品质信任降到新的冰点。

　　笔者认为，西方传统制造业某种意义上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如果说，美国汽车业集体式微，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产业分工变化和汽车业本身不思进取，以及虚拟经济严重背离实体经济之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波动的副产品；那么一向视质量和安全为生命的丰田汽车，今次爆发严重质量危机，既是丰田拙劣的危机管理水准所致，也是喜欢打小算盘的日本人内外有别的产品品质对待所然。当然，某种意义上，还是饱受失业困扰的奥巴马政府意欲重振制造、保护国内市场的一个“战术动作”。因此，在全球最终告别此轮经济与金融危机之前，无论哪家企业大概都不敢保证自己不会成为金融危机副作用的“牺牲品”。

　　“质量门”事件频发，并非简单的危机管理不力

　　更大的隐忧还在于，面对频频爆发的质量与安全危机，不少老牌西方制造企业竟表现出对国外消费者权益的空前漠视。这才是危险的信号。其实，企业发生危机甚至重大危机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面对危机时的态度以及后续的检讨安排。毕竟，危机是危亦是机。但在信息披露渠道早已多元化的时代，丰田等企业还想利用信息不对称隐瞒消费者，就不是简单的危机管理不力了。试想，如果不是美国ABC电视台播出凌志车祸报警录音以及迫于美国国会与相关团体的强大压力，丰田或许还不会如此大规模地召回缺陷汽车；同样，如果不是由于CCTV“3·15”晚会上的现场曝光以及来自中国质检部门的压力，先前面对消费者投诉时表现得很不厚道的惠普，也许不会放低身段发表道歉声明并采取有限补偿措施。稍显宽慰的是，波音对其737机型的机翼安全隐患的反应还算及时。不过那在更大程度上可能是人命关天，使得波音不敢忽悠客户。

　　按照西方的公司治理理念，信息的准确及时披露以及对品牌信誉的维护是基本的规则遵守。因此，一般人很难想象，作为西方工业文明重要承继者的丰田和惠普，怎会有如此的道德风险行为？消费者似乎永远是弱势的。客观地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实都很难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维权机制。而对于长期受到洋品牌强势文化浸润的中国消费者来说，不少时候，他们还要面对西方企业不时流露的品牌优越感与服务上的傲慢。国人内敛的文化个性、维权意识的缺失、以及法律保障的软弱，也使得西方企业可以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采取中外有别的权益损害补偿机制。

　　“失去理性”与“贸易保护”，往往是同一事物的两面

　　或许，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深受产业链转移影响以及新兴经济体同类企业竞争挤压的西方大牌制造企业，在短期利益诱惑和竞争优势维护之间需要做出选择时，失去了应有的“理性”与“坚持”。潜在的危机还在于，假如全球经济失衡状态以及相关治理机制未能实现根本性改变，而美国继续推行不负责任的对外经济政策，则世界爆发下一轮金融危机的风险一点也不能排除。可以预见，下一次金融危机对以传统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产业的“达尔文主义”式洗劫将更为猛烈。因为届时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联动将更为紧密。基于金融业崩塌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将甚于本次金融危机。而出于就业压力以及对本国利益的保护，发达国家的政客们会拿出更多的变相贸易保护主义行动。“失去理性”与“贸易保护”，往往是同一事物的两面。

　　当然，另一种乐观的可能是，从世界产业发展与调整趋势来看，丰田、通用等西方“经典”制造业的式微并不意味着实体产业末日的来临，而是新的产业革命和相关治理机制到来之前的阵痛。像美国政府和其处于顶层的一些企业就正在酝酿以新能源为代表的产业革命，力图造就一个能够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超级产业，最终形成一个能够支撑下一个经济繁荣周期的产业群。至于一向视制造业为国家竞争力关键的日本，大概也不甘于就此沉沦。

　　危机当头，乱象纷呈；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尚要拭目以待。对此，没有多少自主品牌与核心技术的中国制造业，不必嘲笑和窃喜，而应未雨绸缪。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