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8月15日消息，随着一线城市生存压力加大，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将户口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已悄悄在我国一些东部地区的城乡间出现。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

    “逆城市化”的概念是美国地理学家波恩于1976年提出的，被用以描述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人口向乡村居民点和小城镇回流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以此审视我国一些东部地区出现的“农转非”趋势放缓的现象，我们似乎并不能将其称为“逆城市化”。 诚然，无论是报道中所称的“年轻人不愿在城市落户”，还是前段时间舆论热议的“逃离北上广”，都具有“逆城市化”的某些表征，但这其实是一种假象。在正常的“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流向小城镇是“主动选择”，而我们国家的这些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是“被迫离开”。入不敷出的生活现实，户籍门槛的掣肘，将他们变成了大城市的“弃儿”。

    国家标准频道认为，“逆城市化”现象表明，中国的户籍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户籍改革本身其实并不复杂，真正难以触动的是附着于户口上的利益分配格局。诚如《中国经济转型30年》一书所言，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推进。“户籍福利”不能剥离，人们只会涌向福利更好的地方，户籍改革便会遭遇更大阻力。可以说，中国的“逆城市化”是户籍制度制造的怪胎。这种“逆城市化”，不仅导致人口的非正常流动，也可能导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停滞。这对社会发展无疑是有害的，必须通过户籍改革予以改变。